市侩文化（一） (2008-12-29 09:53:35)
石康
观察多年，我发现，那些受不了玩笑的人，那些成天绷着脸，努力不在人前出丑的人，内心深处往往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虚荣与嫉恨。
这一种严肃与体面的人，你无法嘲笑他，因为他会长久地恨你。
这种虚荣我一直无法理解，最多会认为是一种奇怪的幼稚。
我以为，一个人在大家面前出出丑，让大家笑一笑，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一个人被批评批评，不管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都是很正常的，“人无完人”嘛，还有些时候，一个人会被误解，但“日久见人心”，我不相信人们总会把一个人误解下去。
在我的理解里，健康自信的表现是，一个人可以接受表扬，也可以接受批评，可以听好话，也可以听坏话，生活中，人们的风言风语多半是对事不对人，若是过度敏感，并因此恨上了说你的人，那么多半我们只能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对坏话过度敏感？为何我们会被一句话所伤害？
我们常常看到，美国总统经常成为大众传媒的嘲讽对象，我们起初会惊诧：美国人为何对本国最高领导人那么不尊重？
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尊重仅仅是害怕罢了。我们完全可以既尊重一个人，又去开开这个人的玩笑，这是一种宽容友善的气氛下所产生的轻松的人际关系，更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所产生的文化。
但这种文化在中国却很难存在，我们文化特别重视人的身份，我们必须分清君臣父子主子奴才后才可对号入座，并且在其中获得个人空间及安全感，这是我们文化中劣根性，要知道，在一个活跃的社会中，个人身份是相对的，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
与上面所说相对的，是中国文化存在着一种相反的极端，即谩骂文化，人们完全无视现实，想骂谁便骂谁，完全根据自我的偏好，这种谩骂文化完全是发泄性的，是基于无知与不理解，也无任何可讨论之处。
我以为，以上两种极端的文化潮流，都缺乏现实感，浸淫其中，人们只是主观意愿与白日梦的奴隶罢了。
反应在中国文化中，便有一种被称为“爱面子”的奇怪心理，“面子”并不是一种真实与现实，而是一种被个人精心保护起来的假象，中国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好话，一点也不在乎这种好话是不是客观，这种心理使得好话变得廉价而敷衍，毫无分量。
这种“爱面子”心理同时导致一种纠错能力的匮乏，是一种内容贫乏的外在表现，更是一种无聊的虚荣，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世俗生活的无趣，中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由“每个人的专制”所形成的“丛林社会”中，一代又一代，人们只是徒劳地进行个人性的市侩博奕罢了。
Thursday, January 1, 2009
Wednesday, July 16, 2008
翻来覆去的奥巴马开始流失选票
分析/翻来覆去的奥巴马开始流失选票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美国大选脚步愈来愈近，奥巴马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右”，至少是向中间靠拢。几个星期以来，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过去有明显地不同。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与激进派对他非常感冒，不少人已表示极度失望；而共和党则对奥巴马的“翻来覆去”拍手叫好，笑他是个变形虫。 >>两人政见对比/表
奥巴马最近改变或修正的政见，包括伊拉克撤军、拥枪权利、窃听法和选举财务补助等，其中尤以伊拉克撤军和窃听法最引人瞩目，亦引发最大反弹。初选时，奥巴马以反对布什侵伊而自豪，并猛烈抨击希拉里投票支持侵伊。奥巴马过去一直表示，如当选总统，将在16个月内自伊撤军完毕，最近却说要重新考虑撤军计划。遭到批评后，奥巴马不得不在《纽约时报》时论广场上发表文章，重申他的撤军立场，不过主张把近两万美军自伊拉克调情况日益严峻的阿富汗，并强调“要负责任地撤军”而不要盲撤。
至于窃听法，奥巴马受到的批评尤甚于自伊撤军。布什政府最大的罪恶是利用“911”做了不知多少违宪非法、蹂躏人权与践踏公民自由权的坏事，其中一项即非法窃听电话和窃看电邮，并对配合政府进行非法窃听的几家电话公司给予豁免权，不必受法律追究。
奥巴马初选时一直宣称反对窃听法，但7月9日参议院投票时，却和一批民主党软脚虾支持布什政府所拟定的窃听法，只有28个民主党议员反对，其中包括希拉里。
911以来，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所推动的所有恶法，几乎都顺利过关；2006年11月期中选举，民主党虽掌控参众两院，但有关国安立法，无能无胆的民主党从不敢向布什说不！
民主党的历史情结使该党在国安问题上变成一个自废武功的政党，这跟1949年国民党失掉大陆有关。当时共和党都把中国大陆变色的责任推给民主党（杜鲁门政府），他们责怪民主党“失去中国”可笑的是，中国不是民主党的，何来“失去”之有！但从此以后，民主党每逢碰到外交与国防等安全问题，即屡被共和党痛揍修理，2004年大选的凯瑞即是一例。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不乏“翻来覆去”的政客，胡佛总统即曾批评小罗斯福是个“变色龙”。正当奥巴马被抨击立场摇摆之际，加州共和党籍州长阿诺却挺身而出为奥巴马辩护，他说只要“诚实”，任何政客如认为过去的政策不对而予以改变，有何不可？阿诺坦承如奥巴马找他当能源部长，他会考虑接受。总统史专家罗伯特·戴立克(Robert Dallek)表示，总统候选人在政见上有所改变，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让选民知道他们是为了求好，使政策更完善、更务实，选民就会了解和支持，而不致于认为候选人善变。
不过，许多候选人常爱玩“政见游戏”，他们把“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当成一种艺术和生存空间，而在适切时机作调整。中间偏左的“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麦克·柯亨(Michael Cohen)即强调，候选人在竞选时所作的“模棱两可的承诺”，胜于“明确地表态”；因太过明确，把话说得太满，当选后很可能无法兑现支票或要大打折扣。
奥巴马其实一直是个善于玩“模棱两可游戏”的政治人物，也是个能够广纳百川的开明之士。他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即形容自己像是一张“空白的银幕”，可以让许多不同政治颜色的人把他们的意见投射到他的银幕上。
《纽约时报》不久前写社论批评奥巴马的翻来覆去令人“震撼”；也有不少人说他越来越像个一般政客。实际上，共和党马侃翻来覆去的政见比奥巴马还多，只因奥巴马太引人注意，太会煽动民众，选民即特别记住他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最热烈支持他的自由派选民。
改变立场并非示弱，只要把政策修正得更完善、更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选民肯定会接受这种改变。最怕的是变来变去，毫无定见，而变成一个被幕僚和民调牵着鼻子走的候选人。（来源：《中国时报》作者：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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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脚步愈来愈近，奥巴马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右”，至少是向中间靠拢。几个星期以来，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过去有明显地不同。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与激进派对他非常感冒，不少人已表示极度失望；而共和党则对奥巴马的“翻来覆去”拍手叫好，笑他是个变形虫。 >>两人政见对比/表
奥巴马最近改变或修正的政见，包括伊拉克撤军、拥枪权利、窃听法和选举财务补助等，其中尤以伊拉克撤军和窃听法最引人瞩目，亦引发最大反弹。初选时，奥巴马以反对布什侵伊而自豪，并猛烈抨击希拉里投票支持侵伊。奥巴马过去一直表示，如当选总统，将在16个月内自伊撤军完毕，最近却说要重新考虑撤军计划。遭到批评后，奥巴马不得不在《纽约时报》时论广场上发表文章，重申他的撤军立场，不过主张把近两万美军自伊拉克调情况日益严峻的阿富汗，并强调“要负责任地撤军”而不要盲撤。
至于窃听法，奥巴马受到的批评尤甚于自伊撤军。布什政府最大的罪恶是利用“911”做了不知多少违宪非法、蹂躏人权与践踏公民自由权的坏事，其中一项即非法窃听电话和窃看电邮，并对配合政府进行非法窃听的几家电话公司给予豁免权，不必受法律追究。
奥巴马初选时一直宣称反对窃听法，但7月9日参议院投票时，却和一批民主党软脚虾支持布什政府所拟定的窃听法，只有28个民主党议员反对，其中包括希拉里。
911以来，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所推动的所有恶法，几乎都顺利过关；2006年11月期中选举，民主党虽掌控参众两院，但有关国安立法，无能无胆的民主党从不敢向布什说不！
民主党的历史情结使该党在国安问题上变成一个自废武功的政党，这跟1949年国民党失掉大陆有关。当时共和党都把中国大陆变色的责任推给民主党（杜鲁门政府），他们责怪民主党“失去中国”可笑的是，中国不是民主党的，何来“失去”之有！但从此以后，民主党每逢碰到外交与国防等安全问题，即屡被共和党痛揍修理，2004年大选的凯瑞即是一例。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不乏“翻来覆去”的政客，胡佛总统即曾批评小罗斯福是个“变色龙”。正当奥巴马被抨击立场摇摆之际，加州共和党籍州长阿诺却挺身而出为奥巴马辩护，他说只要“诚实”，任何政客如认为过去的政策不对而予以改变，有何不可？阿诺坦承如奥巴马找他当能源部长，他会考虑接受。总统史专家罗伯特·戴立克(Robert Dallek)表示，总统候选人在政见上有所改变，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让选民知道他们是为了求好，使政策更完善、更务实，选民就会了解和支持，而不致于认为候选人善变。
不过，许多候选人常爱玩“政见游戏”，他们把“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当成一种艺术和生存空间，而在适切时机作调整。中间偏左的“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麦克·柯亨(Michael Cohen)即强调，候选人在竞选时所作的“模棱两可的承诺”，胜于“明确地表态”；因太过明确，把话说得太满，当选后很可能无法兑现支票或要大打折扣。
奥巴马其实一直是个善于玩“模棱两可游戏”的政治人物，也是个能够广纳百川的开明之士。他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即形容自己像是一张“空白的银幕”，可以让许多不同政治颜色的人把他们的意见投射到他的银幕上。
《纽约时报》不久前写社论批评奥巴马的翻来覆去令人“震撼”；也有不少人说他越来越像个一般政客。实际上，共和党马侃翻来覆去的政见比奥巴马还多，只因奥巴马太引人注意，太会煽动民众，选民即特别记住他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最热烈支持他的自由派选民。
改变立场并非示弱，只要把政策修正得更完善、更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选民肯定会接受这种改变。最怕的是变来变去，毫无定见，而变成一个被幕僚和民调牵着鼻子走的候选人。（来源：《中国时报》作者：林博文）
中国出台官员任用制及责任制规范
美国之音 中国式民主制度有可能形成
来源：美国之音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中国政府最近从上到下出台一系列新的政治管理方法，对领导干部的任用制和责任制进行规范，反映出中国在新形式下所面临的挑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上海市规定对于在职代会无记名民主测评中称职票低于60%的领导人，职代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对其进行撤免。民主评议工作的单位包括上海市国有及其国有控股企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对象包括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
在地方上，中国县(市、区)委书记也将在本月开展大接访活动，通过强化基层决策者作为信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帮助他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一线发现并解决问题。另外，在中央一级，中组部经中央批准已经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针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以及组织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看法。
北京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刘军宁认为，虽然出台这些措施总比不出台这些措施要好，但是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奏效或者说是否有更好的措施值得思考。他以上海市出台的由职代会考核领导干部的措施为例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不分。
他说：“领导干部是一个很含混的语言。我们知道，只有在企事业单位才有职代会。可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根本不是公务员，他们不应该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部分。真正的领导干部是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里面的人，可是他们却没有职代会来约束他们，而且职代会如何约束他们，用什么样的标准，以及具体如何操作到目前还是空白。”
另外，刘军宁还指出了由中组部领导组织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他说：“由组织部来主导说明中国的干部是组织部任用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让地方的党政领导由民选产生。如果由民选产生，就不需要中组部去发问卷调查了。如果访民都成了选民，都有通过恰当的制度来监督当地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也不需要上访了。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缺失。”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指出，民主评议属于政治管理和决策层面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的管理系统及其首长的产生办法是一种民主的方式，而企业家和经营家的产生是由老板或出资人决定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一个是政治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周洪陵还批评由中组部主导的调查缺乏社会独立性。
他说：“因为我们的统计局首先是一个政府机关，是一个官方的机关，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调研机关。用一个官方机关来测评我们干部的政绩、声誉或满意度，这和由政府官员或党的书记或纪委书记监督党内人士一样。我觉得，这种方式缺乏独立性。”
但是，中央党校教授门洪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最近中国新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反映出中国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正逐步优化。
他说：“这一代领导人，胡温在2002年执政之后提出了执政为民的思想，讲权要为民所用，怎么为民所用。实际上，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民本思想的体现，它可能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和我们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就需要官员能够体现出他们为人民负责。 ”
门洪华认为，无论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负责任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将来工作的一个重心。门洪华承认，中国改革30年来积累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善，官本位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我们在执政思想上有一些变化，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创新，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新的较大规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对一些传统的东西进行反思和发展，这个改变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的政治改革已经在逐步推展开来。”
中央党校的门洪华教授指出，随著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多问题已经上升到战略和政治的层面，最近中组部进行的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就可能与未来要推动的政治改革有很大的关系。
门洪华认为，虽然中国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民众对政府和国家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鉴于中国改革历程如此短暂，最近出现的新变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反映出“鱼水关系”的传统政治哲学已经重新运用到政府与民众关系上。他认为，这种应用有可能形成中国式的民主制度建制。（作者 亚微）（原题：中国出台官员任用制及责任制规范）
来源：美国之音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中国政府最近从上到下出台一系列新的政治管理方法，对领导干部的任用制和责任制进行规范，反映出中国在新形式下所面临的挑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上海市规定对于在职代会无记名民主测评中称职票低于60%的领导人，职代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对其进行撤免。民主评议工作的单位包括上海市国有及其国有控股企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对象包括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
在地方上，中国县(市、区)委书记也将在本月开展大接访活动，通过强化基层决策者作为信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帮助他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一线发现并解决问题。另外，在中央一级，中组部经中央批准已经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针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以及组织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看法。
北京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刘军宁认为，虽然出台这些措施总比不出台这些措施要好，但是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奏效或者说是否有更好的措施值得思考。他以上海市出台的由职代会考核领导干部的措施为例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不分。
他说：“领导干部是一个很含混的语言。我们知道，只有在企事业单位才有职代会。可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根本不是公务员，他们不应该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部分。真正的领导干部是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里面的人，可是他们却没有职代会来约束他们，而且职代会如何约束他们，用什么样的标准，以及具体如何操作到目前还是空白。”
另外，刘军宁还指出了由中组部领导组织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他说：“由组织部来主导说明中国的干部是组织部任用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让地方的党政领导由民选产生。如果由民选产生，就不需要中组部去发问卷调查了。如果访民都成了选民，都有通过恰当的制度来监督当地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也不需要上访了。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缺失。”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指出，民主评议属于政治管理和决策层面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的管理系统及其首长的产生办法是一种民主的方式，而企业家和经营家的产生是由老板或出资人决定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一个是政治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周洪陵还批评由中组部主导的调查缺乏社会独立性。
他说：“因为我们的统计局首先是一个政府机关，是一个官方的机关，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调研机关。用一个官方机关来测评我们干部的政绩、声誉或满意度，这和由政府官员或党的书记或纪委书记监督党内人士一样。我觉得，这种方式缺乏独立性。”
但是，中央党校教授门洪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最近中国新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反映出中国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正逐步优化。
他说：“这一代领导人，胡温在2002年执政之后提出了执政为民的思想，讲权要为民所用，怎么为民所用。实际上，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民本思想的体现，它可能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和我们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就需要官员能够体现出他们为人民负责。 ”
门洪华认为，无论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负责任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将来工作的一个重心。门洪华承认，中国改革30年来积累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善，官本位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我们在执政思想上有一些变化，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创新，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新的较大规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对一些传统的东西进行反思和发展，这个改变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的政治改革已经在逐步推展开来。”
中央党校的门洪华教授指出，随著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多问题已经上升到战略和政治的层面，最近中组部进行的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就可能与未来要推动的政治改革有很大的关系。
门洪华认为，虽然中国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民众对政府和国家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鉴于中国改革历程如此短暂，最近出现的新变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反映出“鱼水关系”的传统政治哲学已经重新运用到政府与民众关系上。他认为，这种应用有可能形成中国式的民主制度建制。（作者 亚微）（原题：中国出台官员任用制及责任制规范）
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
南方日报 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
来源：南方日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地处西南边陲的黔之地，在前不久刚刚因为瓮安事件引来世间对其政治生态的关注，由瓮安这个牵扯多方利益的县级区域所引来的政治反思才刚刚开始。但在这块曾经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上，省会贵阳却又开启了新中国政治史上的崭新一页。
昨天，多家媒体对贵阳市区(县)党委书记公推竞岗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20名经民主推荐大会投票产生的公推竞岗民主推荐人选公开竞技。他们按照四个区(县)党委书记的名额被分成四组，每组五人，分别竞选四个书记的职位。这五人先进行竞选，产生两名书记候选人，最后这两名候选人再进行终极PK，胜出者在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公示通过后即为新任区 (县)党委书记(以下简称县委书记)。
公开选拔县委书记，已经有些石破天惊了，以往，我们多习惯拿副职出来做民主试验；可这次的贵阳，不仅是公开选拔，还是公开竞争，“一把手”等额候选的“惯例”已经被悄然地改变。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活力之源。由竞争所产生的政改音色从开始的单音色到现在的复音调，也已经算是形成一些基本共识、进步不小了。例如在前一波的党内民主改革中，乡镇一级是主流。从湖北京山杨集镇和四川新都木兰镇开始的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固然其中有曲折，但藉由党内民主改革所引发的积极效果却较为瞩目。迄今为止，湖北、四川、江苏等省份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这其实告诉我们，星星之火，只要符合了“风向”，契合了时代的步伐和现实的需要，燎原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曾经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议来看，李军所力主的“一把手”竞争政治看起来是冒有政治风险的。一个县的“一把手”毕竟和一个乡的“一把手”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素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也就是说，县一级政权通常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成单位，不仅要承接中央到省市三级政权的各种治理功能，而且举凡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基本上都是以县为主导单位的，因此，县一级政权的改革有时看起来最应该改，但由于牵涉的政治因素多，又往往最难推动。不过，仔细一分析，尤其是对照十七大文本，不难发现，十七大已经给包括县一级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改革加了“保护伞”，这把“保护伞”的原话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军的贵阳政改其实又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仅仅是在积极贯彻和实践十七大精神。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这些表述其中所包含的政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党内民主改革承袭下来、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十七大确立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主张，那么，我们要想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使得中国的民主道路越走越宽，就不能不扩展党内民主。倘若我们始终以自避风险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民主改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民主的道路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于越走越窄。
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县一级的民主改革刚刚自那里吹响号角，但愿这号角越吹越响，吹号角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中国的民主事业方能越来越开阔。(作者：周虎城)www.stnn.cc
来源：南方日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地处西南边陲的黔之地，在前不久刚刚因为瓮安事件引来世间对其政治生态的关注，由瓮安这个牵扯多方利益的县级区域所引来的政治反思才刚刚开始。但在这块曾经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上，省会贵阳却又开启了新中国政治史上的崭新一页。
昨天，多家媒体对贵阳市区(县)党委书记公推竞岗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20名经民主推荐大会投票产生的公推竞岗民主推荐人选公开竞技。他们按照四个区(县)党委书记的名额被分成四组，每组五人，分别竞选四个书记的职位。这五人先进行竞选，产生两名书记候选人，最后这两名候选人再进行终极PK，胜出者在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公示通过后即为新任区 (县)党委书记(以下简称县委书记)。
公开选拔县委书记，已经有些石破天惊了，以往，我们多习惯拿副职出来做民主试验；可这次的贵阳，不仅是公开选拔，还是公开竞争，“一把手”等额候选的“惯例”已经被悄然地改变。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活力之源。由竞争所产生的政改音色从开始的单音色到现在的复音调，也已经算是形成一些基本共识、进步不小了。例如在前一波的党内民主改革中，乡镇一级是主流。从湖北京山杨集镇和四川新都木兰镇开始的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固然其中有曲折，但藉由党内民主改革所引发的积极效果却较为瞩目。迄今为止，湖北、四川、江苏等省份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这其实告诉我们，星星之火，只要符合了“风向”，契合了时代的步伐和现实的需要，燎原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曾经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议来看，李军所力主的“一把手”竞争政治看起来是冒有政治风险的。一个县的“一把手”毕竟和一个乡的“一把手”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素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也就是说，县一级政权通常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成单位，不仅要承接中央到省市三级政权的各种治理功能，而且举凡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基本上都是以县为主导单位的，因此，县一级政权的改革有时看起来最应该改，但由于牵涉的政治因素多，又往往最难推动。不过，仔细一分析，尤其是对照十七大文本，不难发现，十七大已经给包括县一级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改革加了“保护伞”，这把“保护伞”的原话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军的贵阳政改其实又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仅仅是在积极贯彻和实践十七大精神。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这些表述其中所包含的政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党内民主改革承袭下来、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十七大确立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主张，那么，我们要想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使得中国的民主道路越走越宽，就不能不扩展党内民主。倘若我们始终以自避风险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民主改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民主的道路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于越走越窄。
党内民主改革需要贵阳式突破，县一级的民主改革刚刚自那里吹响号角，但愿这号角越吹越响，吹号角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中国的民主事业方能越来越开阔。(作者：周虎城)www.stnn.cc
Wednesday, June 25, 2008
随州磁悬浮项目风波:大项目技术和成本仍成悬疑
湖北磁悬浮项目调查：号称投资上百亿世界最先进 中国新闻周刊
随州磁悬浮项目风波:大项目技术和成本仍成悬疑
疯狂大项目
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一个拟投资百余亿元、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磁悬浮项目，最终选择了地处鄂西北的随州落户。
包括该市政府和北京美尔斯通公司在内项目策划者，勾勒出项目建成后的美好蓝图：规模化生产后年均营销收入达1000亿元，并可为地方财政创造不低于10亿元税源。
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能达到如此效果？注册资金为1000万的美尔斯通公司，如何运作这个项目的投资？1000亿的销售收入又怎样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对此展开了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发现，类似的大项目比比皆是，比如2007年被叫停的“华夏祖龙”，以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大项目，其实是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
在鄂西北——距离武汉约200公里的地级市随州，一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首期投资超过2个亿的磁悬浮列车示范线即将落户。
奔驰在上面的磁悬浮列车理论时速可达1000公里，一般时速500至700公里。算上起步和停车的加减速时间，跑完全线仅需两三分钟。
线路初步选址在随州的两个招牌景点之间——连接曾侯乙墓编钟出土地和炎帝神农故里。曾侯乙是战国人，从他的墓中发现的编钟被称为“国之瑰宝”；炎帝神农故里烈山位于随州市九龙山南麓，史书载“神农母安登，感农而生炎帝”。
当然在今天，磁悬浮还只是一纸协议上的“效益预测”。在青山绿水间，人们看不到它的半点影子。
“世界磁悬浮技术中心”
不论从技术含量还是投资量来看，随州磁悬浮示范线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项目。如果建成，它将接受有关部委的鉴定与验收，并向国家申报“中国磁悬浮列车生产工业园(随州基地)”。同时，作为合作的另一方，北京美尔斯通科技有限公司还将筹备后续的产业园工作，产业园项目投资达50至100亿。
在随州市政府和美尔斯通签订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里，对这个项目的效益预测称：能吸引国内外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建设，扩大地方对外交流的几率。不仅如此，国内拥有该技术90%以上的知识产权，“一项专利可带动100余项专利配套和相关产业发展，可全面提升随州经济开发区技术升级 ”。因此，这个磁悬浮示范线基地将力争建为国际级科研、制造基地和国内外磁悬浮人才培训中心、学术交流中心。
而在多项评估中，财政税收的数字尤为突出。“规模化生产年均营销收入可达1000亿元，可为地方财政税收创收不低于10亿元税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美尔斯通公司总经理米旺说。在2007年，随州市全年财政收入不过11.9亿元。
另据米旺介绍，未来的产业园内除了轨道交通外，还有磁悬浮飞轮、磁悬浮轴承等项目，“实际上单做轨道交通按一年建1000公里算，销售额就不止1000个亿”。
与包括华夏祖龙、山东曲阜文化城等诸多大项目相似，随州磁悬浮也打出了“文化牌”——在当地官员和媒体的宣传中，“坐磁悬浮看编钟”成了一大卖点。磁悬浮示范线西起随州城西的编钟出土地，北连历山镇炎帝神农园，两个景点分别距离示范线两端不到2公里。全长13公里的示范线，则全部位于随州“炎帝农耕文明园”规划区域内。
随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腾佑灵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国内乃至世界都会购买此技术及产品，利益无法估量。甚至有当地人乐观预言，随州这个“世界磁悬浮技术中心”正呼之欲出！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5月30日，美尔斯通公司在京召开了“工作协调会”。不仅随州市常务副市长以及磁悬浮技术的提供者——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全程参加，米旺还邀请了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有关人士。与会者称：2008年7月底，最后的建设方案就能敲定。
合作模式：百亿投资哪里来
随州与美尔斯通合作的主要依据，是双方于2008年5月18日签订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这也是目前唯一的书面协议。作为甲方，随州市政府承诺在协议地价、交割方式、工程报建、招投标等方面给予美尔斯通“最大力度、最大优惠、最快捷(的)程规审办”；乙方美尔斯通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执有磁悬浮技术的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不在协议内容里。米旺称，美尔斯通公司负责与王家素交流，而随州方面不和技术方直接沟通。(关于磁悬浮技术方面的报道，请参见配文《他们突破了世界科学难题？》)
但在资金投入的细节上，政府和企业有了不同说法——“随州肯定要出地出钱。”6月23日，米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据他称，美尔斯通将为项目用地拿出部分资金，随州市政府也已经承诺，他们也会出一部分钱。“随州目前决心比我还大，虽然没有细谈，前天已经打电话给我说赶紧过来施工 ”。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表明，作为力推这一项目的公司，美尔斯通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但磁悬浮项目的首期投资，至少需要2亿元。
根据北京海淀区工商局提供的资料，美尔斯通公司的业务范畴是服务器代理以及骨传导技术的研发。此前，这家公司主要与高校合作，帮对方的科研成果寻找下家。换句话说，这个公司有些中介的味道。“我们曾成功与清华大学和内蒙古两家电厂进行过合作，”米旺介绍，“我们把清华的技术拿过来，生产产品，卖给电厂。”而在与随州的合作中，美尔斯通也延用这个模式，即在科研成果与当地政府、真正的投资方之间的牵线搭桥，米旺则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参与股份。
随州经济开发区负责人腾佑灵提到投资问题时则表示：在试验线的2个亿、乃至产业园的100亿投资中，随州市政府都不会出钱。《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尔斯通是示范线的投资主体。磁悬浮线路建设成功后，配套建设工程及产业园建设工程，由美尔斯通以招商引资合作经营方式组织投入。
“真正的投资方是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米旺向记者透露，目前该公司已承诺投入60亿元人民币，加上将争取国家科技部2亿元给试验线建设。但当记者进一步探寻这家美国公司的状况时，米旺表示不能透露。
“不管怎么说，风险是他们的风险。随州市能有什么风险？你来我就给你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就这些。”腾佑灵强调，“但是我们有信心支持他们把这个项目做好。”
下一步，美尔期通、随州开发区以及“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将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运作磁悬浮项目。作为技术合作方，美尔斯通公司将与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一起以技术入股，占股30%。
大项目为何落户随州
那么，美尔斯通和王家素的合作又是如何促成的？
2000年，王家素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就已研发出炉，次年的“世纪号”试车成功。但在随后的3年里，这个先进技术一直待字闺中。
2004年7月，米旺认识了王家素。作为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的主要研发负责人，这位专家希望将此项技术应用到军工领域。“我在机械工业部工作了15年，机关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在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方面具有优势。”米旺表示。
经米旺牵线，王家素本打算与航天二院进行技术合作，但未能成型。作为牵线人的米旺开始以公司的名义与王家素合作，共同寻求新下家。
为期3年的“征途”开始了，实际上主要找人投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美尔斯通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搞开发，只有靠别人投资。”米旺说。
“我们和西南交大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工程化问题一个个解决，通过数据通过实验；二是寻求投资，包括在科技部、发改委以及风险投资商，都在寻找投资。另外一件事是寻找合适的地点。”米旺说。他们先后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北京、桂林、西安，还有中国铁路的发源地唐山——他们特别希望磁悬浮能象征性地落户此处。但因所需资金巨大，项目“商业化”遇到了致命阻力。
他们和随州市政府结缘也是通过一家北京的中介公司。当时那家公司找到随州开发区，开发区马上就汇报给了市委书记马清明。米旺称，事实上，中介公司最早介绍的是天门市，“不知道怎样就转向了随州”。
“没想到选了3年多，结果一个星期就定了下来。”米旺说，“这次选择正与随州规划相吻合，既解决了交通问题又增添了一个新旅游线路，同时还可以使得该项技术的工程化问题得到解决，可谓两全其美。”
“它(美尔斯通)在寻找基地，我们在寻找项目，碰到一起后就产生了火花，哈哈！”讲到这一项目落户随州的过程，腾佑灵抚掌大笑。他介绍道，这条示范线建在两个景点之间，将先修一条两公里的试验线，它的论证方案已经完成。若试验线成功，就扩长到13公里，是为示范线。根据协议内容，两公里的试验线投资需要两亿左右，占地800亩。“试验线是走高架，这样就不用占那么多地嘛！”腾佑灵说。
于是，2008年5月16日晚，在随州市政府会议室，白天刚赶到的米旺和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王家素分别向该市政府负责人汇报磁悬浮项目。作为这个高科技项目的研发者之一，王家素用了2个小时介绍研究成果和发展前景。两天后，《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签订。
而双方洽谈成功的背景是，这种大招商模式在随州颇受推崇——在6月19日举办的随州(深圳)经贸合作洽谈会上，随州市委书记马清明表示，该市招商有六字原则：安全、赚钱、开心，“客商无小事、诚信打动人、变通是个宝、人人是环境”。随州还提出了主动对接深圳、香港等沿海城市，承接产业大转移，围绕产业链条招大商、大招商，吸引更多的大项目落户的规划。
每年1000公里磁悬浮铁轨卖给谁？
5月18日——美尔斯通和随州市政府签订协议的当天，《随州日报》在头版刊出了这个消息。
6月4日，湖北《长江商报》推出了更细致的报道。但这个信息在网上传开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中最强烈的质疑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建成并正在进行商业运营高速磁悬浮铁路的国家。这条全长约30公里的磁悬浮铁路位于上海，由于成本太高，从2004年～2006年，上海市不得不承担共约10亿元的亏损。
“随州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跟上海磁悬浮是不同的技术。”米旺解释说。磁悬浮分为多种，包括永磁体悬浮、超导悬磁浮和常导悬磁浮。建在上海的国内第一条商业化磁悬浮线是即常温悬磁浮。采用这个原理的列车，只能产生上下的悬磁力，不能产生前后的磁浮力，所以运行消耗较大。而超导磁悬浮使用液氮，成本较低，车身本身构造也相对简单。
签订协议的当天，王家素站在会议室讲台上，像讲课一样专门给随州的官员们讲解了磁悬浮技术。“他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听完也很受鼓舞。”一位在现场听课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但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听到高温超导磁悬浮将落户随州的消息后，非常吃惊。他要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随州核实此事后再致电他，因为这个技术转化成生产“实在是太荒诞了”。
另一个被广泛质疑的是，这个项目即使建成，能否每年销售1000公里轨道，并产生1000亿的营销收入。在采访美尔斯通公司负责人米旺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此的回答很简单：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但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预计各城市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将投资6000多亿元，到2015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超过2000公里。如果按照米旺的算法，他们生产的磁悬浮铁轨将占整个规划的一半。
但这些质疑，阻挡不住随州执意前进的脚步。“目前，示范线项目的专班已经组建了，以我们开发区的人员为主。”腾佑灵说，“美尔斯通公司也希望得到铁道部的关注与支持，如果示范线成功，下一步就需要大规模产业化。” ★
在随州这场高温超导磁悬浮项目风波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项目的核心技术究竟可靠不可靠？全世界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个科学难题，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提供者，有没有最后完成的可能？
“不能说，全世界都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完成；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进入商业应用，似乎还很遥远。”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郑东宁如此告诉本刊。
迄今尚未到可能性论证阶段
随州这一项目，技术的“核心部分”来自西南交大超导研究所，由王家素、王素玉夫妇主持。
6月23日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王氏夫妇设在西南交大超导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王素玉为《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他们这一“领先全世界 ”的技术走过的历程。“我们1997年开始项目攻关，2000年的最后一天完成，当时的试验车因此被命名为‘世纪号’。这个863项目给的经费只有100 万。”王素玉还说，当年的这个863项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的超导材料研究专家赵忠贤是支持的。
根据王素玉的介绍，他们设计的列车将以500公里的时速运行，“理论时速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
但此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赵忠贤并没有提及他与这一项目的关系，相反，却对其与此相关的宣传提出了质疑：“500公里每小时？1000公里每小时？是新闻记者报道出现错误了吧，还是真是他们说的话？他们自己如果有那么多钱，随他做好了，我们也没必要去批评。”
——王氏夫妇使用的超导材料，正是赵忠贤于上世纪80年代研究得到的。
郑东宁介绍说，王氏夫妇实验室中完成的这个项目，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几次国际会议都邀请他们参加，客观上对高温超导磁悬浮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能不能应用于实际，则是另一回事。”
郑东宁认为，按照正常程序，对于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提出一系列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果技术提供方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项目相关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项目迄今尚未到可行性论证的阶段。
核心是控制技术要求
根据郑东宁等相关专家的介绍，对于磁悬浮列车来说，控制技术(比如说，磁悬浮列车运行过程中，超高的速度会导致它发生震动，因此技术上要求控制震动幅度不超过悬浮高度，诸如此类的控制要求还有多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超导技术，而成为这类项目真正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这些年来高温超导技术没有取得质的突破，大家所掌握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验室里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没有太神秘的东西。商业化应用的困难就在于，如何保证列车在悬浮状态下保持稳定的高速运行，郑东宁告诉本刊。
而王素玉则介绍说，他们设计的磁悬浮列车解决了这一问题：“上海的常导磁悬浮列车，悬浮高度只有8毫米，控制技术的确非常复杂，西门子公司做的这个控制技术，后来以此为骄傲。但按照设计，我们的列车悬浮高度在20毫米左右，并且车体每米的重量只有两三百公斤——而上海磁悬浮列车与火车相若，每米重两三吨。这样，我们的辅助技术(主要为控制技术)要求就低很多。”
但郑东宁认为，即使一切如王素玉所说，控制技术依然是关键。而“在这一方面，中国跟世界前沿还差得很远”。
王素玉也承认，从实验室到示范线，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面临着庞大的综合技术考验，包括路桥设计、机械控制等技术。里面还有很多未知问题，或许会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因此才认为不适合于做之前就做过多的新闻宣传。”
成本如何确定
根据随州和美尔斯通的宣传，2～13公里的示范线，预计成本投入为2～13亿人民币。
“1公里一个亿的成本，是根据美尔斯通公司所做的评估估算出来的。具体的成本，要根据具体要求而定。”王素玉说。
采用常温导体磁悬浮技术，每公里成本就超过5亿。王素玉解释说，成本低得多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悬浮高度达到了20毫米，对控制技术的要求就低多了。
具体到这条示范线的成本，王素玉表示，项目真正启动之前，还得对这边的地层进行分析。“现在还没有到选线那个程度。那边的地形和地质状况，现在都还没有资料。”因此具体成本他们的项目组并没有给出结论。
另外，随州这个项目，与整个工程有关的辅助技术，在几个方面都还没有最终落实，“找了两三家合作机构和单位。可能最后要投标决定。”王素玉说。
而中科院一位退休的超导研究专家对这一成本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他们完全基于实验室数据给出结论。从理论到实践应用，有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初始的想象——这个跨度之大，大到迄今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跨过去的地步。现阶段，认为高温超导磁悬浮成本比常导磁悬浮还低、甚至低几倍，那只能是对这方面问题丝毫没有实践的凭空想象。如果达到500公里以上的时速，要求之高也就更加不可想象。”
日本为什么用低温超导技术？
前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高温超导磁悬浮这项技术，多年前在国际上叫得很响，但迄今在国际上都没有落实。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技术上的难点很多，其中之一是材料问题。“良好的超导体往往会在超导性能之外有着其他缺点，比如太脆、难加工、应用寿命短等等。液氮在大范围内的保存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国际上，在实验室里利用磁悬浮技术“把车子悬起来”的技术已经很多，日本、美国、德国都有。但大家用的更多是低温超导技术。
“日本试验的是低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已经做了几十年了。”郑东宁说，“之所以做低温超导，还是觉得低温超导技术更成熟，尽管冷却成本更高一些，但由于冷却成本在整个工程中所占比例很小，其他如控制、车辆制作等成本比例更高，因此认为这样(即采用低温超导而不是高温超导做磁悬浮技术基础)还是更合理、更现实。现在医院里用的核磁共振成像，就利用的是低温超导技术做支持。”
西南交大为何“不支持”？
实际上，高温超导磁悬浮应用项目落户随州之前，已经有了比较长的一段故事。
“从2000年项目完成开始，迄今已有亚泰集团、波导等等公司来找过我们，要求我们合作。波导想投资1000万，与学校合作共同承担风险，但我们学校没有接受。”王素玉说，“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又做了第二号设备、第三号设备，有好多次，在可能要做成示范线的情况下又给停下来了。但我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
针对这个项目，西南交大为什么不自己来推广？实际上，在西南交大这座学校，类似的项目还有一个，在青城山开展，而青城山项目似乎受到了学校意外的青睐，他们还将在学校新校区修建试验线。“学校给青城山那个项目投了很多钱，而对我们这个项目却丝毫不表示热情。他们认为我们的应该由国家来投资。当然，这里面还有人事关系等问题的原因。”这是王素玉的解释。
西南交大科技处一位负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根据资料，从1989年到2007年，学校对王氏夫妇的高温超导项目有10个自然基金小项目支持，7个已完成，3个在研，学校共拨给匹配项目经费50多万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好，与其他专业交往存在困难，并且‘要价’上千万，学校正在建设新校区，经费困难。”
而对青城山项目，学校投资也就是几十万，主要投资来自成都市政府——看来迄今学校对这两个项目均没有表现出过高的热情。
随州磁悬浮项目风波:大项目技术和成本仍成悬疑
疯狂大项目
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一个拟投资百余亿元、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磁悬浮项目，最终选择了地处鄂西北的随州落户。
包括该市政府和北京美尔斯通公司在内项目策划者，勾勒出项目建成后的美好蓝图：规模化生产后年均营销收入达1000亿元，并可为地方财政创造不低于10亿元税源。
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能达到如此效果？注册资金为1000万的美尔斯通公司，如何运作这个项目的投资？1000亿的销售收入又怎样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对此展开了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发现，类似的大项目比比皆是，比如2007年被叫停的“华夏祖龙”，以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大项目，其实是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
在鄂西北——距离武汉约200公里的地级市随州，一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技术”、首期投资超过2个亿的磁悬浮列车示范线即将落户。
奔驰在上面的磁悬浮列车理论时速可达1000公里，一般时速500至700公里。算上起步和停车的加减速时间，跑完全线仅需两三分钟。
线路初步选址在随州的两个招牌景点之间——连接曾侯乙墓编钟出土地和炎帝神农故里。曾侯乙是战国人，从他的墓中发现的编钟被称为“国之瑰宝”；炎帝神农故里烈山位于随州市九龙山南麓，史书载“神农母安登，感农而生炎帝”。
当然在今天，磁悬浮还只是一纸协议上的“效益预测”。在青山绿水间，人们看不到它的半点影子。
“世界磁悬浮技术中心”
不论从技术含量还是投资量来看，随州磁悬浮示范线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项目。如果建成，它将接受有关部委的鉴定与验收，并向国家申报“中国磁悬浮列车生产工业园(随州基地)”。同时，作为合作的另一方，北京美尔斯通科技有限公司还将筹备后续的产业园工作，产业园项目投资达50至100亿。
在随州市政府和美尔斯通签订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里，对这个项目的效益预测称：能吸引国内外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建设，扩大地方对外交流的几率。不仅如此，国内拥有该技术90%以上的知识产权，“一项专利可带动100余项专利配套和相关产业发展，可全面提升随州经济开发区技术升级 ”。因此，这个磁悬浮示范线基地将力争建为国际级科研、制造基地和国内外磁悬浮人才培训中心、学术交流中心。
而在多项评估中，财政税收的数字尤为突出。“规模化生产年均营销收入可达1000亿元，可为地方财政税收创收不低于10亿元税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美尔斯通公司总经理米旺说。在2007年，随州市全年财政收入不过11.9亿元。
另据米旺介绍，未来的产业园内除了轨道交通外，还有磁悬浮飞轮、磁悬浮轴承等项目，“实际上单做轨道交通按一年建1000公里算，销售额就不止1000个亿”。
与包括华夏祖龙、山东曲阜文化城等诸多大项目相似，随州磁悬浮也打出了“文化牌”——在当地官员和媒体的宣传中，“坐磁悬浮看编钟”成了一大卖点。磁悬浮示范线西起随州城西的编钟出土地，北连历山镇炎帝神农园，两个景点分别距离示范线两端不到2公里。全长13公里的示范线，则全部位于随州“炎帝农耕文明园”规划区域内。
随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腾佑灵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国内乃至世界都会购买此技术及产品，利益无法估量。甚至有当地人乐观预言，随州这个“世界磁悬浮技术中心”正呼之欲出！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5月30日，美尔斯通公司在京召开了“工作协调会”。不仅随州市常务副市长以及磁悬浮技术的提供者——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全程参加，米旺还邀请了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有关人士。与会者称：2008年7月底，最后的建设方案就能敲定。
合作模式：百亿投资哪里来
随州与美尔斯通合作的主要依据，是双方于2008年5月18日签订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这也是目前唯一的书面协议。作为甲方，随州市政府承诺在协议地价、交割方式、工程报建、招投标等方面给予美尔斯通“最大力度、最大优惠、最快捷(的)程规审办”；乙方美尔斯通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执有磁悬浮技术的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不在协议内容里。米旺称，美尔斯通公司负责与王家素交流，而随州方面不和技术方直接沟通。(关于磁悬浮技术方面的报道，请参见配文《他们突破了世界科学难题？》)
但在资金投入的细节上，政府和企业有了不同说法——“随州肯定要出地出钱。”6月23日，米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据他称，美尔斯通将为项目用地拿出部分资金，随州市政府也已经承诺，他们也会出一部分钱。“随州目前决心比我还大，虽然没有细谈，前天已经打电话给我说赶紧过来施工 ”。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表明，作为力推这一项目的公司，美尔斯通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但磁悬浮项目的首期投资，至少需要2亿元。
根据北京海淀区工商局提供的资料，美尔斯通公司的业务范畴是服务器代理以及骨传导技术的研发。此前，这家公司主要与高校合作，帮对方的科研成果寻找下家。换句话说，这个公司有些中介的味道。“我们曾成功与清华大学和内蒙古两家电厂进行过合作，”米旺介绍，“我们把清华的技术拿过来，生产产品，卖给电厂。”而在与随州的合作中，美尔斯通也延用这个模式，即在科研成果与当地政府、真正的投资方之间的牵线搭桥，米旺则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参与股份。
随州经济开发区负责人腾佑灵提到投资问题时则表示：在试验线的2个亿、乃至产业园的100亿投资中，随州市政府都不会出钱。《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尔斯通是示范线的投资主体。磁悬浮线路建设成功后，配套建设工程及产业园建设工程，由美尔斯通以招商引资合作经营方式组织投入。
“真正的投资方是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米旺向记者透露，目前该公司已承诺投入60亿元人民币，加上将争取国家科技部2亿元给试验线建设。但当记者进一步探寻这家美国公司的状况时，米旺表示不能透露。
“不管怎么说，风险是他们的风险。随州市能有什么风险？你来我就给你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就这些。”腾佑灵强调，“但是我们有信心支持他们把这个项目做好。”
下一步，美尔期通、随州开发区以及“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将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运作磁悬浮项目。作为技术合作方，美尔斯通公司将与西南交大教授王家素一起以技术入股，占股30%。
大项目为何落户随州
那么，美尔斯通和王家素的合作又是如何促成的？
2000年，王家素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就已研发出炉，次年的“世纪号”试车成功。但在随后的3年里，这个先进技术一直待字闺中。
2004年7月，米旺认识了王家素。作为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的主要研发负责人，这位专家希望将此项技术应用到军工领域。“我在机械工业部工作了15年，机关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在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方面具有优势。”米旺表示。
经米旺牵线，王家素本打算与航天二院进行技术合作，但未能成型。作为牵线人的米旺开始以公司的名义与王家素合作，共同寻求新下家。
为期3年的“征途”开始了，实际上主要找人投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美尔斯通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搞开发，只有靠别人投资。”米旺说。
“我们和西南交大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工程化问题一个个解决，通过数据通过实验；二是寻求投资，包括在科技部、发改委以及风险投资商，都在寻找投资。另外一件事是寻找合适的地点。”米旺说。他们先后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北京、桂林、西安，还有中国铁路的发源地唐山——他们特别希望磁悬浮能象征性地落户此处。但因所需资金巨大，项目“商业化”遇到了致命阻力。
他们和随州市政府结缘也是通过一家北京的中介公司。当时那家公司找到随州开发区，开发区马上就汇报给了市委书记马清明。米旺称，事实上，中介公司最早介绍的是天门市，“不知道怎样就转向了随州”。
“没想到选了3年多，结果一个星期就定了下来。”米旺说，“这次选择正与随州规划相吻合，既解决了交通问题又增添了一个新旅游线路，同时还可以使得该项技术的工程化问题得到解决，可谓两全其美。”
“它(美尔斯通)在寻找基地，我们在寻找项目，碰到一起后就产生了火花，哈哈！”讲到这一项目落户随州的过程，腾佑灵抚掌大笑。他介绍道，这条示范线建在两个景点之间，将先修一条两公里的试验线，它的论证方案已经完成。若试验线成功，就扩长到13公里，是为示范线。根据协议内容，两公里的试验线投资需要两亿左右，占地800亩。“试验线是走高架，这样就不用占那么多地嘛！”腾佑灵说。
于是，2008年5月16日晚，在随州市政府会议室，白天刚赶到的米旺和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王家素分别向该市政府负责人汇报磁悬浮项目。作为这个高科技项目的研发者之一，王家素用了2个小时介绍研究成果和发展前景。两天后，《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投资协议书》签订。
而双方洽谈成功的背景是，这种大招商模式在随州颇受推崇——在6月19日举办的随州(深圳)经贸合作洽谈会上，随州市委书记马清明表示，该市招商有六字原则：安全、赚钱、开心，“客商无小事、诚信打动人、变通是个宝、人人是环境”。随州还提出了主动对接深圳、香港等沿海城市，承接产业大转移，围绕产业链条招大商、大招商，吸引更多的大项目落户的规划。
每年1000公里磁悬浮铁轨卖给谁？
5月18日——美尔斯通和随州市政府签订协议的当天，《随州日报》在头版刊出了这个消息。
6月4日，湖北《长江商报》推出了更细致的报道。但这个信息在网上传开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中最强烈的质疑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建成并正在进行商业运营高速磁悬浮铁路的国家。这条全长约30公里的磁悬浮铁路位于上海，由于成本太高，从2004年～2006年，上海市不得不承担共约10亿元的亏损。
“随州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跟上海磁悬浮是不同的技术。”米旺解释说。磁悬浮分为多种，包括永磁体悬浮、超导悬磁浮和常导悬磁浮。建在上海的国内第一条商业化磁悬浮线是即常温悬磁浮。采用这个原理的列车，只能产生上下的悬磁力，不能产生前后的磁浮力，所以运行消耗较大。而超导磁悬浮使用液氮，成本较低，车身本身构造也相对简单。
签订协议的当天，王家素站在会议室讲台上，像讲课一样专门给随州的官员们讲解了磁悬浮技术。“他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听完也很受鼓舞。”一位在现场听课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但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听到高温超导磁悬浮将落户随州的消息后，非常吃惊。他要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随州核实此事后再致电他，因为这个技术转化成生产“实在是太荒诞了”。
另一个被广泛质疑的是，这个项目即使建成，能否每年销售1000公里轨道，并产生1000亿的营销收入。在采访美尔斯通公司负责人米旺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此的回答很简单：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但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预计各城市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将投资6000多亿元，到2015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超过2000公里。如果按照米旺的算法，他们生产的磁悬浮铁轨将占整个规划的一半。
但这些质疑，阻挡不住随州执意前进的脚步。“目前，示范线项目的专班已经组建了，以我们开发区的人员为主。”腾佑灵说，“美尔斯通公司也希望得到铁道部的关注与支持，如果示范线成功，下一步就需要大规模产业化。” ★
在随州这场高温超导磁悬浮项目风波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项目的核心技术究竟可靠不可靠？全世界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个科学难题，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提供者，有没有最后完成的可能？
“不能说，全世界都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完成；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进入商业应用，似乎还很遥远。”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郑东宁如此告诉本刊。
迄今尚未到可能性论证阶段
随州这一项目，技术的“核心部分”来自西南交大超导研究所，由王家素、王素玉夫妇主持。
6月23日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王氏夫妇设在西南交大超导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王素玉为《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他们这一“领先全世界 ”的技术走过的历程。“我们1997年开始项目攻关，2000年的最后一天完成，当时的试验车因此被命名为‘世纪号’。这个863项目给的经费只有100 万。”王素玉还说，当年的这个863项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的超导材料研究专家赵忠贤是支持的。
根据王素玉的介绍，他们设计的列车将以500公里的时速运行，“理论时速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
但此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赵忠贤并没有提及他与这一项目的关系，相反，却对其与此相关的宣传提出了质疑：“500公里每小时？1000公里每小时？是新闻记者报道出现错误了吧，还是真是他们说的话？他们自己如果有那么多钱，随他做好了，我们也没必要去批评。”
——王氏夫妇使用的超导材料，正是赵忠贤于上世纪80年代研究得到的。
郑东宁介绍说，王氏夫妇实验室中完成的这个项目，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几次国际会议都邀请他们参加，客观上对高温超导磁悬浮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能不能应用于实际，则是另一回事。”
郑东宁认为，按照正常程序，对于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提出一系列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果技术提供方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项目相关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项目迄今尚未到可行性论证的阶段。
核心是控制技术要求
根据郑东宁等相关专家的介绍，对于磁悬浮列车来说，控制技术(比如说，磁悬浮列车运行过程中，超高的速度会导致它发生震动，因此技术上要求控制震动幅度不超过悬浮高度，诸如此类的控制要求还有多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超导技术，而成为这类项目真正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这些年来高温超导技术没有取得质的突破，大家所掌握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验室里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没有太神秘的东西。商业化应用的困难就在于，如何保证列车在悬浮状态下保持稳定的高速运行，郑东宁告诉本刊。
而王素玉则介绍说，他们设计的磁悬浮列车解决了这一问题：“上海的常导磁悬浮列车，悬浮高度只有8毫米，控制技术的确非常复杂，西门子公司做的这个控制技术，后来以此为骄傲。但按照设计，我们的列车悬浮高度在20毫米左右，并且车体每米的重量只有两三百公斤——而上海磁悬浮列车与火车相若，每米重两三吨。这样，我们的辅助技术(主要为控制技术)要求就低很多。”
但郑东宁认为，即使一切如王素玉所说，控制技术依然是关键。而“在这一方面，中国跟世界前沿还差得很远”。
王素玉也承认，从实验室到示范线，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面临着庞大的综合技术考验，包括路桥设计、机械控制等技术。里面还有很多未知问题，或许会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因此才认为不适合于做之前就做过多的新闻宣传。”
成本如何确定
根据随州和美尔斯通的宣传，2～13公里的示范线，预计成本投入为2～13亿人民币。
“1公里一个亿的成本，是根据美尔斯通公司所做的评估估算出来的。具体的成本，要根据具体要求而定。”王素玉说。
采用常温导体磁悬浮技术，每公里成本就超过5亿。王素玉解释说，成本低得多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悬浮高度达到了20毫米，对控制技术的要求就低多了。
具体到这条示范线的成本，王素玉表示，项目真正启动之前，还得对这边的地层进行分析。“现在还没有到选线那个程度。那边的地形和地质状况，现在都还没有资料。”因此具体成本他们的项目组并没有给出结论。
另外，随州这个项目，与整个工程有关的辅助技术，在几个方面都还没有最终落实，“找了两三家合作机构和单位。可能最后要投标决定。”王素玉说。
而中科院一位退休的超导研究专家对这一成本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他们完全基于实验室数据给出结论。从理论到实践应用，有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初始的想象——这个跨度之大，大到迄今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跨过去的地步。现阶段，认为高温超导磁悬浮成本比常导磁悬浮还低、甚至低几倍，那只能是对这方面问题丝毫没有实践的凭空想象。如果达到500公里以上的时速，要求之高也就更加不可想象。”
日本为什么用低温超导技术？
前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高温超导磁悬浮这项技术，多年前在国际上叫得很响，但迄今在国际上都没有落实。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技术上的难点很多，其中之一是材料问题。“良好的超导体往往会在超导性能之外有着其他缺点，比如太脆、难加工、应用寿命短等等。液氮在大范围内的保存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国际上，在实验室里利用磁悬浮技术“把车子悬起来”的技术已经很多，日本、美国、德国都有。但大家用的更多是低温超导技术。
“日本试验的是低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已经做了几十年了。”郑东宁说，“之所以做低温超导，还是觉得低温超导技术更成熟，尽管冷却成本更高一些，但由于冷却成本在整个工程中所占比例很小，其他如控制、车辆制作等成本比例更高，因此认为这样(即采用低温超导而不是高温超导做磁悬浮技术基础)还是更合理、更现实。现在医院里用的核磁共振成像，就利用的是低温超导技术做支持。”
西南交大为何“不支持”？
实际上，高温超导磁悬浮应用项目落户随州之前，已经有了比较长的一段故事。
“从2000年项目完成开始，迄今已有亚泰集团、波导等等公司来找过我们，要求我们合作。波导想投资1000万，与学校合作共同承担风险，但我们学校没有接受。”王素玉说，“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又做了第二号设备、第三号设备，有好多次，在可能要做成示范线的情况下又给停下来了。但我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
针对这个项目，西南交大为什么不自己来推广？实际上，在西南交大这座学校，类似的项目还有一个，在青城山开展，而青城山项目似乎受到了学校意外的青睐，他们还将在学校新校区修建试验线。“学校给青城山那个项目投了很多钱，而对我们这个项目却丝毫不表示热情。他们认为我们的应该由国家来投资。当然，这里面还有人事关系等问题的原因。”这是王素玉的解释。
西南交大科技处一位负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根据资料，从1989年到2007年，学校对王氏夫妇的高温超导项目有10个自然基金小项目支持，7个已完成，3个在研，学校共拨给匹配项目经费50多万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好，与其他专业交往存在困难，并且‘要价’上千万，学校正在建设新校区，经费困难。”
而对青城山项目，学校投资也就是几十万，主要投资来自成都市政府——看来迄今学校对这两个项目均没有表现出过高的热情。
Monday, June 23, 2008
人大历史系教授解说: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人大历史系教授解说: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北京日报
原题：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作者：毛佩琦(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四、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但清朝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建议 “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实际上，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祯皇帝以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 “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如果历史假以时日，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将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当时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打开了中国国门。（毛佩琦）
原题：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作者：毛佩琦(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四、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但清朝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建议 “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实际上，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祯皇帝以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 “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如果历史假以时日，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将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当时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打开了中国国门。（毛佩琦）
Saturday, June 14, 2008
中国A股暴跌幕后：央行施政治通胀 股市遭误伤
中国A股暴跌幕后：央行施政治通胀 股市遭误伤 中国经济网
沪市一周暴跌13.84％ 深市跌破10000点
股市崩盘了。
大跌13.84％，这是上证指数12年来最黑暗的一周，加上上周的跌势，8连阴跌掉了591点。深成指更弱，一周下跌15.32%，跌破10000点。本周二开市前，谁都知道四大皆空，市场非大跌不可，沪指低开100点几乎成了共识。但是，大家最多是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
6月7日，端午小长假第一天，王勇（化名）依旧在银行加班。白天，他翻看着研究报告和财经新闻：“近期由于灾情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望放松”、“‘热钱’依旧青睐人民币”、“近期外汇占款持续巨额流入”；晚上，他赶去和亲友会合，共度佳节。
席间，一直持有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净值 讨论)基金的表姐向王勇咨询，“是否要赎回”，眼看净值从峰值3.5元一路跌下，她心疼不已。王勇脑中闪过上午刚看过的文字，他说，“多难兴邦，经济还是会持续增长，还是应长期持有基金。”
此时，大家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新闻短信：央行决定从2008年6月7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不安情绪立即蔓延：为何选在今天加，而不是CPI公布后？为何一次加1%？油价上冲139美元、美股暴跌400点，A股节后怎么走？小王表姐哭笑不得，“这还用问，10日开盘，大盘一定会跟着屈原去跳江”。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舆论已经将上调准备金率、油价暴涨美股暴跌、中建IPO通过、越南危机并称为“四大皆空”，A股恐难逃一劫。但是疑问最多的是，为何在已有诸多利空的情况下，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么急切、大幅地上调？
因为通胀愈发高企？还是利用假期让市场先消化？从本周公布的5月宏观数据看，尽管PPI上涨8.2%，创了43个月新高，但CPI回落到7.7%。本报记者试图直接采访央行上调准备金率非同寻常举动之谜，但央行货币政策司官员对记者说，领导有令，“不能讲”。不过，一位央行办公厅官员表示，央行调控政策和其他货币政策不针对股市，但会关注市场。
10日，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官员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央行非同寻常之举，表明央行提前掌握了不为市场所知的一些数据，可能是当时尚未公布的PPI、 CPI、货币供应量以及外汇储备，央行的核心任务和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抑制通胀，这些数据可能表明通胀压力很大。其后，逐渐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位人士的判断。
央行剑指通胀，却误伤股市。面临高通胀困境，作为“晴雨表”的A股难以走出独立行情。准备金率上调，目前已成为紧缩政策的常用手段，出台意料之中，但时机选择却在情理之外，难免误伤股市。
在羸弱之际误伤股市的还有发改委的能源政策，由于表态成品油价格难以调整，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大盘股，一改前期护盘行为，重演“双熊”，成为了“空军司令”。
长期以来，有众多部门对各个行业的健康负责，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对股市的健康负责，因为中国可以影响股市的部门实在太多：“一行三会”、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多个部门的政策均能对股市产生杀伤力的影响。由于大家都只对自己的一摊子事负责，而没有一家完全对股市负责，各说各话的事情时有发生，可谓九龙治水，水患难除。
如果说，去年10月上证指数冲击到6000点是不健康的，那现在跌到2868点也是不健康的，股市的暴涨暴跌是不健康的，但是，到底谁该为A股的健康负责？
剑指通胀 重伤A股
纵观以往准备金率上调后股市表现，相关性并不强，据本报统计，自2007年1月至今，准备金率共上调15次，其后首个交易日沪指上涨9次，下跌6次。此前波幅最大一次是今年1月16日上调0.5%后，沪指下跌2.63%。而此次不再是“温柔一刀”，沪指跌幅达到前所未有的7.73%。
相关规律是：牛市时上调准备金率，股市上扬，弱市时上调准备金率，股市下跌。
为何此次大跌？大背景是油价暴涨美股暴跌、中建IPO通过、越南金融危机爆发，此时再上调准备金率，出乎意料。信心低迷的A股遭遇重挫变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上调时机目前为市场诟病的原因。
6月6日，国际油价创单日最大涨幅，并创每桶139美元纪录。当日纽约股市遭重挫，三大股指跌幅均在2.9%以上。市场马上担忧这将对“石化双雄”造成一定冲击而拖累A股走势。6月9日，亚洲股市也齐声跳水。
而出席国际能源部长会议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7日表示，当前正值国际油价出现飙升时期，暂缓成品油价格改革有利于稳定中国的社会、经济。
此时，对于越南金融危机是否会传导至中国的担忧声也四起。越南的股市市值在半年时间内已经跌去60%，经济出现恶化，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
更早些时候的6月5日，中国建筑IPO获批，融资规模超400亿元，是今年以来A股发行的最大规模IPO项目。
于是乎，暴跌开始了。10日，基金等机构开始罕见地大肆做空，沪深两市前20大权重股全线下挫，尾盘近1000只股票跌停，沪指跌7.73%，深成指暴跌8.25%。
回头反问一句，已有几大利空高悬，存款准备金率为何横插一脚？
天相投顾的首席策略分析师仇彦英向本报记者分析，在当时市场普遍预期5月CPI环比回落下，央行选择在5月CPI数据公布前，两次并一次上调1％准备金率，实在不寻常。2007年以来，央行上调准备率节奏已经够快，几乎每月一调，但此次更快。
高盛经济学家梁红指出，目前超额准备金率平均水平均低于2%，因此本次上调1%可能会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债市和股市必然承受下行压力。
而此前有观点认为，央行会考虑到四川地震灾情，略微放松货币政策。这种美好的愿望被迅速的行动打破了。
上调的台前幕后
究竟是什么让央行在CPI公布前，全然不顾诸多利空，在小长假第一天傍晚，就急切地使出功力，加大“一刀”？
仇彦英认为，央行意在利用假期给市场打“预防针”，让市场提前消化。
而一位央行货币政策司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这次特别接到通知，不能对外透露上调内情。上述国有商业银行官员表示，央行肯定提前掌握了与通胀相关的数据，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些情况央行是难以对外说明的。
一位投行经济学家告诉本报记者，此次属于误伤股市。央行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胀，如此急切行动，是因为提前获悉5月数据不乐观，甚至6月情况可能更不乐观，有必要提前收紧流动性。其后，谜底被逐步解开，央行果真提前知晓了与通胀密切相关的数据。
本周公布了这些核心数据。5月PPI同比上涨8.2%，创了43个月新高，CPI为 7.7%，仍在高位。在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看来，5月CPI涨幅回落是因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和上年基数抬高，但PPI涨幅的继续上升，仍然在加剧通胀从食品领域向非食品领域扩散的压力。
“刚刚公布的5月份M2余额同比增幅大幅上升，是人民银行上周末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表示，央行此举是应对货币供应增长的再度加速。
央行6月12日公布数据显示，5月M2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16.9%升至18.1%。季环比增幅从4月份的13.9%升至17.3%。当月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2%，略高于4月份16.1%的同比增幅。季环比增幅从4月份的13.4%回落至11.3%。提高1%的存款准备金率回收的货币约为 4000亿人民币。
梁红也认为，尽管货币供应增幅大幅上升，但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果断上调应有助于抑制未来几个月的货币供应增速。国金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杨帆(博客)分析，货币增速较高主要是因为大量热钱流入和大量公开市场操作到期。
他认为，4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1.76万亿美元，4月当月增长744.6亿元，除去当月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外贸顺差后，“不可解释的部分” 达501.8亿美元，这导致我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预计5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速也不会出现明显回落，即使外汇储备当月增量只有4月的一半，也意味着近两个月外汇占款的投放达到7700亿左右。
杨帆认为，6月份，央票到期量有所上升，也是央行加大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幅度的原因之一。根据记者初步统计，5月份央行发行央票2920亿元，但到期的央票就达到了2030亿元，6月份至今央行发行了740亿元，但到期的央票就达到了3560亿元。
王庆估计，中国6月份到期的央行票据和国债回购的总额为4870亿元人民币，如果扣除6月份第一个星期到期的1410亿元，余下的3460亿元将在此后的3周到期。粗略估计，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锁定大约4000亿元的流动性，基本上可以对冲掉6月后3周的央票和国债回购到期带来的流动性。
但平安证券宏观政策高级分析师孙方红却认为，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仅对冲了前4个月的增量流动性，尚触及不到5月、6月份的新增流动性，对存量流动性也没有影响。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
谁该为股市负责？
在美国，能对市场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是美联储，但是在中国，能对股市产生影响的部门很多，但是却没有机构对股市负责。
稳定的资本市场一需要透明的操作，二需要稳定的预期。这是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和其他关乎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的基本要求。
目前看来，功能类似于美联储的中国央行在政策发布上跟美联储差别相差太大，尽管央行是中国政府各部门中最先按动宏观调控按钮的机构。如果没有央行的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以及最早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可能不会比越南好多少。央行在这方面的确有先见之明。
但是，遗憾的是，央行采用的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总被市场诟病。这并不是针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容，而是央行的发布方式。其根本原因是，央行公布货币政策打的基本都是“迷踪拳”——让市场你猜，你猜猜不着。总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反观美联储，定期举行会议公布货币政策。尽管市场总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但是，市场从无怨言。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总是在周五推出加息0.27%，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之类货币政策。这也导致市场每逢周末必盯紧央行网站。每周五央行公布货币政策，估计有两个用意：第一，一周交易结束，对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第二，周末有两个休息日，投资者可对央行货币政策有所消化。
可惜，上周末在市场弱市时，所谓消化不如说是发酵。
央行本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次打破其发布政策“惯例”，也是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之一。试图给市场消化时间，孰料，却增加了对市场不安情绪的蔓延。
不过，梁红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突显了央行对治理通胀的坚定决心，有助于提升央行的公信力，有助于确保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
仇彦英却认为，造成市场信心不足的原因，以前还停留在大小非解禁、印花税(印花税吧)率过高上，现在已经转变到对宏观经济的担忧上。目前市场对通胀的担心，对紧缩性政策的敏感，进而对企业赢利能力和空间的忧虑，综合形成了弱市氛围。
他分析说，“刹车”并不等于“撞车”。此次紧缩性政策短期内将使市场加剧震荡，但不会改变当前市场的震荡趋势。从资金的角度来看，这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减少市场资金的增量。情况还没有那么坏，市场股指日趋合理。
而国金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李伟奇认为，市场对存款准备金的反应过度，不过，银行股的投资机会再次跌出来了。
沪市一周暴跌13.84％ 深市跌破10000点
股市崩盘了。
大跌13.84％，这是上证指数12年来最黑暗的一周，加上上周的跌势，8连阴跌掉了591点。深成指更弱，一周下跌15.32%，跌破10000点。本周二开市前，谁都知道四大皆空，市场非大跌不可，沪指低开100点几乎成了共识。但是，大家最多是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
6月7日，端午小长假第一天，王勇（化名）依旧在银行加班。白天，他翻看着研究报告和财经新闻：“近期由于灾情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望放松”、“‘热钱’依旧青睐人民币”、“近期外汇占款持续巨额流入”；晚上，他赶去和亲友会合，共度佳节。
席间，一直持有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净值 讨论)基金的表姐向王勇咨询，“是否要赎回”，眼看净值从峰值3.5元一路跌下，她心疼不已。王勇脑中闪过上午刚看过的文字，他说，“多难兴邦，经济还是会持续增长，还是应长期持有基金。”
此时，大家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新闻短信：央行决定从2008年6月7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不安情绪立即蔓延：为何选在今天加，而不是CPI公布后？为何一次加1%？油价上冲139美元、美股暴跌400点，A股节后怎么走？小王表姐哭笑不得，“这还用问，10日开盘，大盘一定会跟着屈原去跳江”。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舆论已经将上调准备金率、油价暴涨美股暴跌、中建IPO通过、越南危机并称为“四大皆空”，A股恐难逃一劫。但是疑问最多的是，为何在已有诸多利空的情况下，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么急切、大幅地上调？
因为通胀愈发高企？还是利用假期让市场先消化？从本周公布的5月宏观数据看，尽管PPI上涨8.2%，创了43个月新高，但CPI回落到7.7%。本报记者试图直接采访央行上调准备金率非同寻常举动之谜，但央行货币政策司官员对记者说，领导有令，“不能讲”。不过，一位央行办公厅官员表示，央行调控政策和其他货币政策不针对股市，但会关注市场。
10日，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官员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央行非同寻常之举，表明央行提前掌握了不为市场所知的一些数据，可能是当时尚未公布的PPI、 CPI、货币供应量以及外汇储备，央行的核心任务和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抑制通胀，这些数据可能表明通胀压力很大。其后，逐渐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位人士的判断。
央行剑指通胀，却误伤股市。面临高通胀困境，作为“晴雨表”的A股难以走出独立行情。准备金率上调，目前已成为紧缩政策的常用手段，出台意料之中，但时机选择却在情理之外，难免误伤股市。
在羸弱之际误伤股市的还有发改委的能源政策，由于表态成品油价格难以调整，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大盘股，一改前期护盘行为，重演“双熊”，成为了“空军司令”。
长期以来，有众多部门对各个行业的健康负责，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对股市的健康负责，因为中国可以影响股市的部门实在太多：“一行三会”、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多个部门的政策均能对股市产生杀伤力的影响。由于大家都只对自己的一摊子事负责，而没有一家完全对股市负责，各说各话的事情时有发生，可谓九龙治水，水患难除。
如果说，去年10月上证指数冲击到6000点是不健康的，那现在跌到2868点也是不健康的，股市的暴涨暴跌是不健康的，但是，到底谁该为A股的健康负责？
剑指通胀 重伤A股
纵观以往准备金率上调后股市表现，相关性并不强，据本报统计，自2007年1月至今，准备金率共上调15次，其后首个交易日沪指上涨9次，下跌6次。此前波幅最大一次是今年1月16日上调0.5%后，沪指下跌2.63%。而此次不再是“温柔一刀”，沪指跌幅达到前所未有的7.73%。
相关规律是：牛市时上调准备金率，股市上扬，弱市时上调准备金率，股市下跌。
为何此次大跌？大背景是油价暴涨美股暴跌、中建IPO通过、越南金融危机爆发，此时再上调准备金率，出乎意料。信心低迷的A股遭遇重挫变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上调时机目前为市场诟病的原因。
6月6日，国际油价创单日最大涨幅，并创每桶139美元纪录。当日纽约股市遭重挫，三大股指跌幅均在2.9%以上。市场马上担忧这将对“石化双雄”造成一定冲击而拖累A股走势。6月9日，亚洲股市也齐声跳水。
而出席国际能源部长会议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7日表示，当前正值国际油价出现飙升时期，暂缓成品油价格改革有利于稳定中国的社会、经济。
此时，对于越南金融危机是否会传导至中国的担忧声也四起。越南的股市市值在半年时间内已经跌去60%，经济出现恶化，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
更早些时候的6月5日，中国建筑IPO获批，融资规模超400亿元，是今年以来A股发行的最大规模IPO项目。
于是乎，暴跌开始了。10日，基金等机构开始罕见地大肆做空，沪深两市前20大权重股全线下挫，尾盘近1000只股票跌停，沪指跌7.73%，深成指暴跌8.25%。
回头反问一句，已有几大利空高悬，存款准备金率为何横插一脚？
天相投顾的首席策略分析师仇彦英向本报记者分析，在当时市场普遍预期5月CPI环比回落下，央行选择在5月CPI数据公布前，两次并一次上调1％准备金率，实在不寻常。2007年以来，央行上调准备率节奏已经够快，几乎每月一调，但此次更快。
高盛经济学家梁红指出，目前超额准备金率平均水平均低于2%，因此本次上调1%可能会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债市和股市必然承受下行压力。
而此前有观点认为，央行会考虑到四川地震灾情，略微放松货币政策。这种美好的愿望被迅速的行动打破了。
上调的台前幕后
究竟是什么让央行在CPI公布前，全然不顾诸多利空，在小长假第一天傍晚，就急切地使出功力，加大“一刀”？
仇彦英认为，央行意在利用假期给市场打“预防针”，让市场提前消化。
而一位央行货币政策司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这次特别接到通知，不能对外透露上调内情。上述国有商业银行官员表示，央行肯定提前掌握了与通胀相关的数据，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些情况央行是难以对外说明的。
一位投行经济学家告诉本报记者，此次属于误伤股市。央行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胀，如此急切行动，是因为提前获悉5月数据不乐观，甚至6月情况可能更不乐观，有必要提前收紧流动性。其后，谜底被逐步解开，央行果真提前知晓了与通胀密切相关的数据。
本周公布了这些核心数据。5月PPI同比上涨8.2%，创了43个月新高，CPI为 7.7%，仍在高位。在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看来，5月CPI涨幅回落是因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和上年基数抬高，但PPI涨幅的继续上升，仍然在加剧通胀从食品领域向非食品领域扩散的压力。
“刚刚公布的5月份M2余额同比增幅大幅上升，是人民银行上周末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表示，央行此举是应对货币供应增长的再度加速。
央行6月12日公布数据显示，5月M2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16.9%升至18.1%。季环比增幅从4月份的13.9%升至17.3%。当月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2%，略高于4月份16.1%的同比增幅。季环比增幅从4月份的13.4%回落至11.3%。提高1%的存款准备金率回收的货币约为 4000亿人民币。
梁红也认为，尽管货币供应增幅大幅上升，但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果断上调应有助于抑制未来几个月的货币供应增速。国金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杨帆(博客)分析，货币增速较高主要是因为大量热钱流入和大量公开市场操作到期。
他认为，4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1.76万亿美元，4月当月增长744.6亿元，除去当月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外贸顺差后，“不可解释的部分” 达501.8亿美元，这导致我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预计5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速也不会出现明显回落，即使外汇储备当月增量只有4月的一半，也意味着近两个月外汇占款的投放达到7700亿左右。
杨帆认为，6月份，央票到期量有所上升，也是央行加大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幅度的原因之一。根据记者初步统计，5月份央行发行央票2920亿元，但到期的央票就达到了2030亿元，6月份至今央行发行了740亿元，但到期的央票就达到了3560亿元。
王庆估计，中国6月份到期的央行票据和国债回购的总额为4870亿元人民币，如果扣除6月份第一个星期到期的1410亿元，余下的3460亿元将在此后的3周到期。粗略估计，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锁定大约4000亿元的流动性，基本上可以对冲掉6月后3周的央票和国债回购到期带来的流动性。
但平安证券宏观政策高级分析师孙方红却认为，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仅对冲了前4个月的增量流动性，尚触及不到5月、6月份的新增流动性，对存量流动性也没有影响。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
谁该为股市负责？
在美国，能对市场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是美联储，但是在中国，能对股市产生影响的部门很多，但是却没有机构对股市负责。
稳定的资本市场一需要透明的操作，二需要稳定的预期。这是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和其他关乎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的基本要求。
目前看来，功能类似于美联储的中国央行在政策发布上跟美联储差别相差太大，尽管央行是中国政府各部门中最先按动宏观调控按钮的机构。如果没有央行的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以及最早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可能不会比越南好多少。央行在这方面的确有先见之明。
但是，遗憾的是，央行采用的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总被市场诟病。这并不是针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容，而是央行的发布方式。其根本原因是，央行公布货币政策打的基本都是“迷踪拳”——让市场你猜，你猜猜不着。总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反观美联储，定期举行会议公布货币政策。尽管市场总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但是，市场从无怨言。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总是在周五推出加息0.27%，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之类货币政策。这也导致市场每逢周末必盯紧央行网站。每周五央行公布货币政策，估计有两个用意：第一，一周交易结束，对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第二，周末有两个休息日，投资者可对央行货币政策有所消化。
可惜，上周末在市场弱市时，所谓消化不如说是发酵。
央行本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次打破其发布政策“惯例”，也是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之一。试图给市场消化时间，孰料，却增加了对市场不安情绪的蔓延。
不过，梁红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突显了央行对治理通胀的坚定决心，有助于提升央行的公信力，有助于确保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
仇彦英却认为，造成市场信心不足的原因，以前还停留在大小非解禁、印花税(印花税吧)率过高上，现在已经转变到对宏观经济的担忧上。目前市场对通胀的担心，对紧缩性政策的敏感，进而对企业赢利能力和空间的忧虑，综合形成了弱市氛围。
他分析说，“刹车”并不等于“撞车”。此次紧缩性政策短期内将使市场加剧震荡，但不会改变当前市场的震荡趋势。从资金的角度来看，这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减少市场资金的增量。情况还没有那么坏，市场股指日趋合理。
而国金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李伟奇认为，市场对存款准备金的反应过度，不过，银行股的投资机会再次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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